從歷史看國民教育

國民教育要學生認識中國，今天我用中國歷史，跟大家對比中國的現況。

中共土改是為了要消除社會上階級不平等，令大家所得一致，消滅貧富懸殊。及至鄧小平改革開放，先讓一部份人富起來，他說出來的意思是想富起來的一幫助仍然貧窮的人也富起來。結果現在中國貧富懸殊嚴重。

貧富懸殊在中國是一個長期的問題。《漢書‧食貨志》提到秦國用商鞅變法之後，「庶人之富者累巨萬，而貧者食糟糠」，董仲舒評為：「富者田連阡陌，貧者無立錐之地」。《魏書》論袁紹：「袁氏政寬，在職勢者多畜聚」由次袁紹政策寬鬆，官員及有勢力人士就廣置田產，令到「豪強擅態，親戚兼併下民，貧弱代出租賦」，這些有權勢的人收買、侵吞平民資產，為他們工作，並代有錢人交稅。這是說有錢人買田買地收租，令貧者無法置業，被迫租住他們的房屋、租用他們的田地。

現在的情況，比起秦漢更嚴重。小數人掌控國企、大型民企，收入極豐，但很多人卻活動貧窮線之下。山西「煤老闆」用Banz、寶馬送他的寶貝女上學，但站在路旁的，是缺衣少布、鞋子殘破的窮人兒童。有錢人可以買大屋、坐名車，但老百姓卻日日怕自己的房子被強拆。現在的情況比秦漢更惡劣，至少當時沒有全國性強拆平民房屋。《論語‧季氏》所謂「不患寡而患不均」，改革開放三十年，人民生活情況比開放前更惡劣。

另一樣是言論自由。原來中國文化很重視言論自由的。商朝開始設立言官，專門針對朝政、官員、皇帝不妥的地方發言，至明朝時一直有「不殺言官」的傳統。皇帝任人頂撞但沒有辦法，例如唐朝白居易是憲宗提拔，但總是跟唐憲宗對着幹，激得憲宗想罵他，但另一大臣李絳的勸解之下，不單沒有懲罰，還繼續重用。（《新唐書‧卷132‧列傳第四十四‧武李賈白》「後對殿中，論執強鯁，帝未諭，輒進曰：「陛下誤矣。」帝變色，罷，謂李絳曰：「是子我自拔擢，乃敢爾，我叵堪此，必斥之！」絳曰：「陛下啟言者路，故群臣敢論得失。若黜之，是箝其口，使自為謀，非所以發揚盛德也。」帝悟，待之如初。」）

到明朝時中國經歷了言論自由的黑暗時期，就是著名宦官魏忠賢當政的時代。有一次，他上朝前突然對一個大臣說，這個大臣昨晚在家中說了甚麼，還拿出一幅畫來，畫了這個大臣和妻子的坐姿，家裡的擺設。原來魏忠賢派了東廠的特務，到大臣家裡監聽，還繪下當時的情形。後世說魏忠賢和東廠作惡多端，對比現在又怎樣呢?

現在的情況是，中國人平日上網、電話、SMS都受到嚴密監視，如果政府覺得有甚麼不利行為，可以派人全國跟蹤，甚至令人消失。監視嚴密程度比魏忠賢時期更甚。

說了這麼多，難道國民教育只能說壞，不能說好的一面嗎?這就要看好壞的比例，以及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中國人。北宋名臣范仲淹的名句，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，說的是天下有各種問題，從政者應該發現問題、探討問題、解決問題，到大家的問題都解決了，快樂了，從政者就快樂了。為中國好，就要不停提出困難之處，指出不足之處，給予建議去改變，甚至親自用各種方法改變。如果一味唱好，就是南宋的賈似道。蒙古人圍困襄陽城七年，皇帝也有所聽聞，但賈似道一直封鎖消息，亦不派兵幫助。皇帝問起來，他就說：「陛下看看，臨安城安定繁榮，根本沒有戰爭的亂象，不要聽信傳言。」結果襄陽城彈盡糧絕，人民易子而食，守將不忍心，於是開城投降。你想學為中國解決問題的范仲淹，還是隱惡揚善、隱瞞真相的賈似道?

一個不說壞，只說好，還要監察你感情的國民教育，怎能令學生真正有愛國情操?

示威遊行很激進嗎?漢末十常待亂政，發生當時民間很大迴響的「黨錮之禍」。黨錮之禍是當時「準公務員」太學生議政，又集會請願，抨擊十黨待亂朝政，要求釋放打擊地方宦官勢力的官員，並提出治理國家的方法。結果宦官借皇帝之名，將太學生稱為朋黨，說他們誹訕朝廷，趕回鄉，終身不准為官。第二次不單只流放，還囚禁、殺戮這些太學生，並株連五族師生。這不就是現在中國甚至香港發生的事嗎?朝廷只准有一種聲音，用盡方法打壓反對者，甚至殺害反對者例如六四事件。

原來中國人很支持這些示威的太學生，當時普通人都知道朝政有問題，他們生活艱難。聽到這些人被禁錮，認為太學生為人民發聲沒錯，紛紛表達不滿，民怨再加深，最終爆發黃巾之亂。和平示威最後被殺害，你說說吧，你支持太學生，還是十常待?